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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弈的眼光看中国改革  

2006-05-20 16:57: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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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规划的蓝图。”这是张维迎2003年10月在“纪念改革25周年大会”上的判断。他还引用了另一位经济学家陈抗的话说:“那些被提出来的改革,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改革方案,以及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计划体制下复杂的社会博弈的结果……”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视角。
  在当前关于中国改革的大多数讨论中,“改革”往往被简化为一种神圣而单一的目标,被抽象为一个脱离了千百万人的具体行为而独立存在的符号,因而导致了认识上的模糊与草率。
  一种常见并且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说法是:改革不能中止,但改革确实出现了问题。改革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广大民众的福利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升,甚至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下一步的改革要加强法治建设,塑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杜绝权力与金钱的勾结,使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广大民众分享。
  这种说法貌似公允合理,无懈可击。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过去的改革就没有强调公平和法治么?难道过去的改革就不是为了增进多数人的利益么?当然不是。既然我们一直都在讲公平竞争,讲共同富裕,但到今天还是出现了种种问题,凭什么认为下一步强调公平、法治和多数人的利益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呢?
  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的种种问题。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小平同志就说:“1980年就提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此后,几乎每一次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都提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直到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谓不重视。
  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条件慎重展开。以俄罗斯为例,它的社会转轨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大刀阔斧,全面突破,不可谓不彻底,但其效果如何,至今尚有争议。人们看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的社会转型暴露出很多矛盾与弊端。
  还有一些人提出,鉴于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我们应该“暂停”改革,反思改革,为改革找到一条稳妥的出路,然后再启动改革。
  所有这些观点,都或多或少地把“改革”看作一个可以人为设计和随意切割的过程。似乎存在一个超凡脱俗的上帝,只要他一喊“停”,改革便停下来。然后他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改革方案,把这个方案分解为若干步骤和指令,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然后再喊“开始”,每个人就按照指令行事,就能顺利完成改革。——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理想和价值观的实现,也包括物质和权力的享受。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一个社会的领导者提出“改革”的时候,他未必真的想去改革。就算他真的想改革,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各个部门、级别的官员也未必会真的去贯彻改革。只要改革触动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能抵制或歪曲改革。更不用说有些人会打着“改革”的旗号损人利己。所有这些,都会使某种取向的改革偏离最初设想的目标。
  正如张维迎所揭示,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市场经济,而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改革的基本做法是承认基层农民自发创造的“分田到户”,在农村实行承包制。然后,又把土地承包制推广为企业承包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后来,正如人们所见,企业承包制并未挽救国有企业,但地方财政包干制却引发了各地的民营化浪潮。
  现在回顾,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很少有人注意,成功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神机妙算,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放权让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此后的大规模经济民营化打下了基础——而这一结果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改革的最初设想。
  那么“放权让利”是不是改革成功的秘诀呢?现在来看,可以说是。但在当时,放权让利并非政府的主动选择,而是长期的计划管制窒息了国民经济的活力,贫困落后使社会难以为继,不得不采取的做法。由此可见,当时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社会群体趋利避害的本能。
  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由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产生了“收权争利”的冲动。先是1994年,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然后到1997年,政府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把国有企业向少数垄断行业集中。结果是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高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时期,1994年至2005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增幅都在15%以上,使得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4年的11.2%上升到2005年的19%左右;国有企业方面,1998年至2004年底,资产总量增长44%,实现利润增长了34倍。
  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政府可支配资源的大幅度增加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按照行政权力排序来配置资源,使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权力“含金量”的提高,少数人可以通过权钱交易一夜暴富,导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开支中,与普通民众福利有关的公共开支无法得到保障,“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由此而生。而这样一来,政府部门又对社会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吸引力,出现公务员热和机构膨胀,在财政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衍生出各种形式的寻租、设租、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由此造成创业难、就业难问题……
  到此为止,可以看到,所谓“市场化改革”的弊端,与真正的市场化目标相去甚远。而这种目标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并不是某个人刻意安排的,它是整个社会在个人利益的追逐中自发演进的结果——它与政府的改革口号或经济学家的建议不可等量齐观。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歪打正着”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改革积累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的“故态复萌”。
  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贯彻小平同志二十年前就倡议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正如前面所说,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对于希望推进改革的政府领导和广大社会民众来说,当前最重要、最可行的“博弈”就是监督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运用,不要让他们借着“规范市场”、“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去做破坏市场、为本部门利益设租、寻租的事——例如管制价格、加强投资审批、保护行业垄断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与进程保持一致,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在当前关于改革方向与路径的争论中,经常有人说:没有人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更彻底、更完善的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前途。这话听起来不错。但要知道,计划经济会不会“复辟”,市场经济能不能建成,并不是口号和愿望决定的。改革的真实进程体现在社会的每一项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企业案例的演变中。广大民众和新闻媒体只有着眼于具体案例背后的利益博弈过程和对市场建设的影响,积极参与每一项政策法规的制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防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停滞或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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